余为董文恪公作行状，尽览其奏议。其任安徽巡抚，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。大旨言：与棚民相告讦者，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，至有以数百亩之山，保一棺之土；弃典礼，荒地利，不可施行。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、人迹不可通之地，开种旱谷，以佐稻粱。人无闲民，地无遗利，于策至便，不可禁止，以启事端。余览其说而是之。

及余来宣城，问诸乡人。皆言：未开之山，土坚石固，草树茂密，腐叶积数年，可二三寸。每天雨，从树至叶，从叶至土石，历石罅滴沥成泉。其下水也缓，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。水缓，故低田受之不为灾；而半月不雨，高田犹受其浸溉。今以斤斧童其山，而以锄犁疏其土，一雨未毕，沙石随下，奔流注壑涧中，皆填污不可贮水，毕至洼田中乃止。及洼田竭，而山田之水无继者。是为开不毛之土，而病有谷之田；利无税之佣，而瘠有税之户也。余亦闻其说而是之。

嗟夫！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。由前之说，可以息事；由后之说，可以保利。若无失其利，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，则吾盖未得其术也。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