逸《书》、逸《诗》，虽篇名或存，既亡其辞，则其义不复可考。而孔安国注《尚书》，杜预注《左传》，必欲强为之说。《书》“汨作”注云“言其治民之功”，“咎单作《明居》”注云：“咎单，主土地之官。作《明居》，民法”，《左传》“国了赋辔之柔矣”注云“义取宽政以安诸侯，若柔辔之御刚马”，如此之类。予顷教授福州日，林之奇少颖为《书》学谕，讲“帝厘下土”数语，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之所以可言也；不知为不知，《九共》、《槁饫》略之可也。”其说最纯明可嘉，林君有《书解》行于世，而不载此语，故为表出之。

逸《书》、逸《诗》，虽篇名或存，既亡其辞，则其义不复可考。而孔安国注《尚书》，杜预注《左传》，必欲强为之说。《书》“汨作”注云“言其治民之功”，“咎单作《明居》”注云：“咎单，主土地之官。作《明居》，民法”，《左传》“国了赋辔之柔矣”注云“义取宽政以安诸侯，若柔辔之御刚马”，如此之类。予顷教授福州日，林之奇少颖为《书》学谕，讲“帝厘下土”数语，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之所以可言也；不知为不知，《九共》、《槁饫》略之可也。”其说最纯明可嘉，林君有《书解》行于世，而不载此语，故为表出之。
散失的《尚书》、散失的《诗经》，虽然有些篇名留存着，但既然它的内容亡佚了，那么它的意义就不再能够考证了。可是孔安国注《尚书》，杜预注《左传》，一定要想给它们作出解释。《尚书》的“泪作”，孔安国注释说，“这是说他治理百姓功劳”,“咎单作《明居》”，注解说：“咎单，是管理土地的官，写了《明居》，是关于民法的”，《左传》中“国子赋髻之柔矣”，杜预注解道：“它的意义在于，要用宽松的政治来使诸侯安定，就象柔软的缓绳驾驭刚烈的骏马一样。”象这一类的很多。我不久前在福州任儒学教授时，林之奇（字少颖）做了《尚书》学的教谕，在讲“帝厘下土”几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知道就是知道，这就是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可以解说的道理；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《九共》、《槁饫》略去它也是可以的。”这种观点是最精纯明白值得表彰的，林之奇有《书解》流行在社会上，可是没有写上这几句话，因此我为他发表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