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，有喜色。仲由问曰：“由闻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，今夫子得位而喜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‘乐以贵下人’乎？”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，戮之于两观之下，尸于朝三日。

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。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，或者为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居，吾语汝以其故。天下有大恶者五，而窃盗不与焉。一曰心逆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免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皆兼有之。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，其谈说足以饰褒莹众，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，此乃人之奸雄者也，不可以不除。夫殷汤诛尹谐，文王诛潘正，周公诛管蔡，太公诛华士，管仲诛付乙，子产诛史何，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，以七子异世而同恶，故不可赦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小人成群，斯足忧矣。”

孔子为鲁大司寇，有父子讼者，夫子同狴执之，三月不别。其父请止，夫子赦之焉。

季孙闻之不悦，曰：“司寇欺余，曩告余曰：‘国家必先以孝’，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，不亦可乎？而又赦，何哉？”

冉有以告孔子，子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上失其道而杀其下，非理也。不教以孝而听其狱，是杀不辜。三军大败，不可斩也。狱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何者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民故也。夫慢令谨诛，贼也。征敛无时，暴也。不试责成，虐也。政无此三者，然后刑可即也。《书》云：‘义刑义杀，勿庸以即汝心，惟曰未有慎事。’言必教而后刑也，既陈道德以先服之。而犹不可，尚贤以劝之；又不可，即废之；又不可，而后以威惮之。若是三年，而百姓正矣。其有邪民不从化者，然后待之以刑，则民咸知罪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’是以威厉而不试，刑错而不用。今世则不然，乱其教，繁其刑，使民迷惑而陷焉，又从而制之，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。夫三尺之限，空车不能登者，何哉？峻故也。百仞之山，重载陟焉，何哉？陵迟故也。今世俗之陵迟久矣，虽有刑法，民能勿逾乎？”

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，有喜色。仲由问曰：“由闻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，今夫子得位而喜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‘乐以贵下人’乎？”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，戮之于两观之下，尸于朝三日。
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，代理宰相之职，表现出高兴的神色。弟子仲由问他：“我听说君子祸患来临不恐惧，福禄降临也不欢喜。现在您得到高位而流露出欢喜的神色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对，确实有这样的说法。但不是有‘显贵了而仍以谦恭待人为乐事’的说法吗？”就这样，孔子执掌朝政七天就诛杀了扰乱朝政的大夫少正卯，在宫殿门外的两座高台上行刑，并在朝廷暴尸三日。

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。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，或者为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居，吾语汝以其故。天下有大恶者五，而窃盗不与焉。一曰心逆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免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皆兼有之。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，其谈说足以饰褒莹众，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，此乃人之奸雄者也，不可以不除。夫殷汤诛尹谐，文王诛潘正，周公诛管蔡，太公诛华士，管仲诛付乙，子产诛史何，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，以七子异世而同恶，故不可赦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小人成群，斯足忧矣。”
孔子弟子子贡向孔子进言：“少正卯在鲁国非常有名，现在老师您执掌朝政首先就杀掉他，或许有些不恰当吧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坐下来，我告诉你杀他的缘由。天下称得上大恶的有五种，连盗窃的行为也不包括在内。一是通达事理却又心存险恶，二是行为邪僻而固执，三是言语虚伪却又能言善辩，四是对怪异的事知道得过多，五是言行不端还要广施恩惠。这五种大恶，人只要有其中之一恶，就免不了受正人君子的诛杀，而少正卯则是每样都具备。他身居一定的权位就足以聚集起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，他的言论也足以迷惑众人伪饰自己而得到声望，他积蓄的强大力量足以叛逆礼制成为异端。这就是人中的奸雄啊！不可不及早除掉。历史上，殷汤杀掉尹谐，文王杀掉潘正，周公杀掉管叔、蔡叔，姜太公杀掉华士，管仲杀掉付乙，子产杀掉史何，这七个人生于不同时代但都被杀了头，原因是七个人尽管所处时代不同，但具有的恶行是一样的，所以对他们不能放过。《诗经》中所说的：‘忧亡心如焚，被群小所憎恶。’如果小人成群，那就足以令人担忧了。”

孔子为鲁大司寇，有父子讼者，夫子同狴执之，三月不别。其父请止，夫子赦之焉。
孔子做鲁国的大司寇，有一对父子来打官司，孔子把他们羁押在同一间牢房里，过了三个月也不判决。后来，其中的父亲请求撤回诉讼，孔子就把父子二人都放了。

季孙闻之不悦，曰：“司寇欺余，曩告余曰：‘国家必先以孝’，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，不亦可乎？而又赦，何哉？”
季孙氏听到这件事，很不高兴，说：“司寇欺骗我，从前他曾对我说过：‘治理国家一定要以提倡孝道为先。’现在我要杀掉一个不孝的人来教导百姓遵守孝道，不也可以吗？司寇却又赦免了他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冉有以告孔子，子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上失其道而杀其下，非理也。不教以孝而听其狱，是杀不辜。三军大败，不可斩也。狱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何者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民故也。夫慢令谨诛，贼也。征敛无时，暴也。不试责成，虐也。政无此三者，然后刑可即也。《书》云：‘义刑义杀，勿庸以即汝心，惟曰未有慎事。’言必教而后刑也，既陈道德以先服之。而犹不可，尚贤以劝之；又不可，即废之；又不可，而后以威惮之。若是三年，而百姓正矣。其有邪民不从化者，然后待之以刑，则民咸知罪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’是以威厉而不试，刑错而不用。今世则不然，乱其教，繁其刑，使民迷惑而陷焉，又从而制之，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。夫三尺之限，空车不能登者，何哉？峻故也。百仞之山，重载陟焉，何哉？陵迟故也。今世俗之陵迟久矣，虽有刑法，民能勿逾乎？”
冉有把季孙氏的话告诉了孔子，孔子叹息说：“唉！身居上位不遵守治国之道，却要杀掉有过失的黎民百姓。不用孝道来教化民众而随意判决官司，这是滥杀无辜。军队打了败仗，是不能用斩杀士卒来解决问题的；刑事案件不断发生，是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制止的。为什么呢？统治者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，罪责不在于百姓。法律松弛而刑杀严酷，是在残害百姓；随意横征暴敛，是凶恶残酷的暴政；不加以教化而苛求百姓遵守礼法，是残暴的行为。施政中没有这三种弊害，才能使用刑罚。《尚书》说：‘刑杀要符合正义，不能随心所欲，断案难免会出现不顺心之事。’说的是先施教化后用刑罚，先陈说道理使百姓明白敬服。如果还不行，就应该以贤良的人为表率引导鼓励他们；还不行，才放弃种种说教；还不行，才可以用威势震慑他们。这样做三年，百姓就会走上正道。其中有些不从教化的顽劣之徒，可以用刑罚来惩治他们。这样一来百姓都知道什么是犯罪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辅佐天子，使百姓不迷惑。’能做到这些，就不必用严刑峻法，刑法也可搁置不用了。当今之世却不是这样，教化紊乱，刑法繁多，使民众迷惑而随时会陷入牢狱。官吏又用繁多的刑律来控制约束，所以刑罚越繁盗贼越多。三尺高的门槛，即使空车也不能越过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门槛高的缘故。一座百仞高的山，负载极重的车子也能登上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山是由低到高缓缓升上去的，车就会慢慢登上去。当前的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很久了，即使有严刑苛法，百姓又怎么不违反呢？”